王丽丽：抗战老兵的烽火记忆

文/王丽丽

我父亲是一位老抗日，现已96岁高龄。当我把党中央决定9月3日抗战胜利日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的消息告诉老人家时，老人脸上露出喜悦而又自豪的笑容。

年轻时的父亲有说不完的抗日故事。于是我趴在老人耳边说：“我继续把您的抗日故事讲下去，不忘历史，珍爱和平，好吗？”卧病在床的老人缓慢但是坚定地说：“好！”

父亲收到的纪念章

不做“亡国奴”，勇当“小交通”

在父亲的童年时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先后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耳闻目睹日寇的疯狂掠夺、野蛮屠杀，不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父亲与全家人一起立下“誓死不当亡国奴，把鬼子赶回去”的誓言，又与千千万万个抗日志士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1940年-1943年，日本鬼子为巩固日占领区，分割抗日根据地，消灭游击队和八路军力量，先后在华北地区推行“囚笼政策”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对晋察冀根据地实施疯狂大扫荡，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阶段。为保存抗日力量，游击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坚持抗日斗争。如何保持游击队之间的联系，如何保持党组织对游击队的领导，成为一个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我爷爷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领头人，他考虑到小孩子目标小，不易被敌人注意，主动提出让自己的孩儿来担负为游击队送信的任务。这样，父亲从12岁起就成为了一名游击队和八路军的“小交通员”。

每次执行任务前，爷爷会仔细交代送信地点、路线和接头人等情况，并告诉他不能走回头路，行走路线要不断变换，特别是交接信件时要小心谨慎，等等要求。奶奶会反复交代，过公路、铁路时，先要躲在封锁沟里听一听、看一看周围或远处的动静。与外人打交道要学会察言观色，辨别真假好坏等。父亲一一记在心上。父母的叮嘱，让父亲在艰苦岁月中多了一份抗日的坚定，也多了一份亲人的护佑，为他日后完成小交通任务，增强了勇气和信心。

斗争非常残酷。一位游击队交通员不幸被鬼子抓住杀害，头颅被挂在城门上示众。但父亲没有被吓倒，抗日力量没有被吓倒，鬼子的残暴更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抗。

机智完成任务，火线入党

执行送信任务时，父亲主要以乞讨要饭、拾柴拾粪和夜晚天黑作为掩护，往往要走很远的路，过好多个村，常常吃不上饭，饿着肚子赶路。

一次，我爷爷带着父亲执行任务，路过一个村子，饥渴难捱的爷俩儿敲开了一位亲戚的家门。门刚开了一条缝，马上就关上了。他们知道爷爷参加了八路军，是打鬼子的领头人，不敢让爷俩儿进门。就在爷俩儿转身正要离去的时候，门又打开了，亲戚从门缝里递出了两块剩馍馍，并催促着他们赶快离开。爷爷强忍着泪水，拉着饿得肚子咕咕叫的父亲又上路了。

父亲送信，有时是送到指定的地点，有时是送给指定的人。不管是什么情况，父亲都牢记父母的叮嘱，注意观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谨慎，随机应变。

有时，送信途中遇到鬼子和伪军，就赶紧蹲到田边假装“解大便”或快速钻入路边青纱帐、树丛中，把信埋在地下或树洞里，等敌人远去，或天黑以后再摸回，手上常常扎满野刺，扎出了血。

有时，千辛万苦到达指定地点，信却无法送出，或相关地域情况发生变化，或联络员因敌情变化和任务需要紧急转移而扑了个空。此时，父亲要迅速觉察到异常，并立即调整送信路线。只要任务需要，父亲就一次次再出发，日夜兼程，不停赶路。荒郊野地、麦场麦垛甚至是坟地都曾是父亲的藏身夜宿之地。

有一次，父亲给一个区委干部送信。到达指定地点后，先是一位大婶接应了他，交谈中对上了接头暗号。但是，父亲仍然不动声色，继续静观等待。直到区委干部出现，父亲见他符合爷爷交代的接头人特征，又正确地说出了替代暗号，这才放心地把信交给他。

还有一次，父亲刚进村不久，村子就被鬼子包围了。家家户户要带上自家的人到村头集合，外来的人要带走盘查，以此来搜捕八路军游击队。父亲情急之下追上了一个老奶奶，拉着她的衣角，望着她叫“奶奶”。老奶奶明白了，对他说：“孩子呀，别怕！”拉着他的手躲过了盘查。父亲对此非常感激，他常对我们说，打鬼子，老百姓是靠山。

经过一次次送信任务的锻炼，父亲越来越勇敢机智，不仅没有一次送错信、弄丢信，还经常为党组织、县大队开会站岗放哨。鉴于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任务完成得好，在父亲强烈要求下，1943年党组织批准他光荣入党。那年他才14岁出头。

当时党组织是保密的，后来我爷爷入党时才惊喜地发现，儿子原来比他还早入党。当时爷爷是县大队的领导，由于爱喝酒，党组织多考察了他一段时间。我爷爷曾多次心有不甘地提到这件“没想到”的事。

赴抗大学习，更坚定理想信念

为粉碎日寇“大扫荡”“大围剿”，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战场态势，八路军于1940年至1941年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有力打击了日本鬼子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希望。

为扩大八路军力量，我爷爷所在的县大队被扩编为八路军部队，我父亲终于实现了参加八路军的心愿。

参军后不久，我父亲积极报名参加了华北抗大分校的学习培训。抗大的学习艰苦又紧张，但却充满了激情和斗志。教室就是天和地，没有板凳就席地而坐，没有桌子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做笔记，纸张缺乏就用宣传单等用过纸张的背面做记录。老人家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节俭的习惯。

当时根据地遭受日伪封锁，粮食短缺，生活困难。党组织要求，一方面加强生产自救，召集学员帮助老乡们干农活，另一方面，共产党员要先让群众吃饱。房东大娘看着父亲年龄小，有一次悄悄地塞给他一个红薯，结果被反映到领导那里。大娘对前来调查的干部说，我看这个小八路年纪小、个子小，吃饭还总是让着，就想给他一块红薯，但他坚决不要。

在抗大，父亲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包括《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在抗大，父亲第一次接触到哲学，这为他打开了思维的窗口，学会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成为父亲解决问题的法宝，父亲反复阅读，认真做笔记。至今，我母亲仍保留着父亲3本厚厚的读书笔记。

父亲的三大本学习笔记

通过抗大学习，父亲满腔抗日救国热情得到进一步升华，更坚定了“跟党走、救中国、有出路”的信念。这次学习为父亲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日后攻关破堡和部队管理工作，打下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抗大生活条件艰苦，但抗大师生精神面貌乐观向上。例如，抗大人爱唱歌，歌声嘹亮。父亲在抗大学会了很多歌曲，经常唱最爱唱的歌曲有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

抗大毕业时，本想去前线打鬼子的父亲被军委二局选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在血与火中铸就的爱国救亡、不畏强敌、不畏艰难、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仍不断激励着他在后续军旅生涯中再立新功。他不仅参加过抗日战争，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西沙、南沙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其中，解放战争中他曾立大功一次，获银质奖章以及三大战役纪念章等。

目前，父亲又有了新目标，就是坚持和疾病作斗争，力争亲眼看到建军百年盛典！